權利刑法視野下的中國死刑問題
我國的死刑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一個從野蠻到文明、從
任意到法制、從執行方式的繁雜到簡單的歷程，體現出社會的滄桑變遷，體現
出人性的解放，體現出文明和進步。但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性的刑法觀念
并沒有停頓它前行的步伐，所謂“權利刑法”的理念正在大行其道。如果把中
國的死刑置諸權利刑法的視野中，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景象呢?
一、關于權利刑法的詮釋
權利是什么?學者們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其中主要有道德資格論、自由
論、利益論、意志論、法律力量論，等等。我國學者夏勇認為：“權利的本質是
由多方面的屬性構成的，如利益、主張、資格、權威和能力、自由，五個要素必
不可少�！� 總之，權利的概念有豐富的內容，可以從上述任何一個要素去解
釋或理解。不過，不管哪一種概念，都是由法律規定所體現，都反映出法律的
價值趨向，反映出對人的尊重，對人的保護。權利刑法不是一個標新立異的
名詞，也不是一種新理論，只是從刑法與人權的關系的角度來審視我們的刑
法理論和刑事司法實踐。
權利刑法是一種刑法觀，將見證刑法從專注于社會保護到重視個體權利保
護的轉變，體現的是刑事法治的一種人文關懷。權利刑法的出發點是尊重人、
關懷人，尊重人的人格，尊重人權，廣泛關注各階層的權利，特別是弱勢群體的
權利；重視人的各項權利，特別是人的生命權；不管是刑事立法還是刑事司法都
將保護人權放在第一位。權利刑法的核心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現代刑法應是一部權利憲章，既是守法公民的權利憲章，也是犯罪
人的權利憲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社會性的基礎，人的需要直接源于人的
自然本性，法是為權利而產生的，因為只有權利才更符合人的需要。犯罪是
嚴重侵犯或威脅公民權利的行為，關系到善良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人格
權、勞動權、教育權、隱私權、自由權、環境權、文化權、財產權、公平交易權、政
治權、正當競爭權、知情權、受扶助的權利等，刑罰則關系到罪犯的生命權、自
由權、財產權、政治權利等，與人關系最為緊要，所以，權利觀對刑法理論和刑
法實踐都會提出較高的要求，在出發點上必然要求刑法是一部權利憲章。
第二，權利刑法將保護公民權利放在第一位，這是由刑法的現代社會性
所決定的。社會是以一定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類生活共
同體，“根據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是否分化，社會結構可以被區別為一元化結
構和二元化結構。在一元化社會結構中，刑法自然以保護國家利益、社會整
體利益為己任，難以人權作為價值導向，難以限制國家刑罰權的擅自發動為
目標定位，也就是說這時的刑法是一種政治刑法。它最大限度地追求對犯罪
的打擊和控制，以保證對社會秩序的維持”。①而“在二元化社會結構中，國
家權力受到公民權利的制約，保障人權應當是國家權利存在的根據。同時，
公民權利的行使又受到法律的限制，是一定范圍內的自由”。 筆者認為，上
述一元化社會結構可以稱之為傳統社會、專制社會，二元化社會結構指的是
現代社會、民主社會，而現代社會中的人權觀念又是反對封建專制、提倡現代
民主的有力武器，也是現代社會的精神支柱。在民主社會，公民權不僅制約
國家權力，而且是國家權力的基礎，決定國家權力。刑罰權是公權，是國家權
力的一部分，權力來源于公民權，也決定于公民權，受其支配，為公民權服務。
國家行使刑罰權是代表全體公民行使，行使刑罰權的目的是維護公民權利，
為其創造一個安定、幸福、和諧的生活環境。
第三，權利刑法本質上就是民主刑法。權利刑法的基礎和前提是市場經
濟和民主政治。人類之所以選擇現代意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現代法
制，就是因為這一切都有助于實現個體的自由和價值，如果沒有個體的獨立
自主，怎么可能有市場經濟?怎么可能有民主政治?怎么可能有現代社會生
活?反過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又促進公民的獨立、自由。因此，沒有民主
政治和市場經濟，就不可能產生以權利刑法觀為指導的刑法。正由于此，一
方面，權利刑法排斥專制刑法，因為專制刑法將刑法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重
視刑法的威嚇鎮壓功能，忽視刑法的保護、保障功能，這不符合權利刑法理
念。另一方面，權利刑法排斥精英刑法，由于精英刑法是由杰出的法律工作
者根據自己的經驗、邏輯、良好愿望對刑法作出批判、修改和操控，精英刑法
缺乏深厚的社會底蘊，也不完全符合權利刑法的要求，刑法的發展、進步應由
普通民眾來決定，而不應由法律精英來決定。
二、關于我國死刑的現實分析
第一，從立法上看，我國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是比較多的。我國刑法首
先重視的是社會本位，隱含著諸多的重刑主義的影子，期待用嚴刑峻法來實
現遏制犯罪、預防犯罪的目的。權利刑法告訴我們，刑法的首要使命是保護
公民人權，生命權是公民的最為重要的權利，是其他權利的基礎。在我國，國
家在習慣上一直有剝奪公民生命權的權力，公民的生命權在強大的國家機器
面前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護。我們不得不提出如下質疑：國家剝奪公
民生命權的正當性在哪里?國家在什么情況下才有權剝奪公民的生命權?
我想，社會契約論能回答第一個問題，國家是國民之群體，非有國民的集體同
意與授權，國家不享有剝奪公民生命權的權力。權利刑法可以回答第二個問
題，國家在經國民授權之后，唯從保護公民權利的角度出發，而非從維護統治
階級的私利出發，只有為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人權而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
以剝奪個別公民的生命權。
第二，從死刑的適用對象看，死刑多適用于農民，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
地位處于社會的最底層，文化水平不高；以中青年為主，其他還有一部分人剛
滿18周歲，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大學生，有的是獨生子女，有的是國家干
部。這些人犯罪，國家、社會和家庭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拿農民來說。
農民的經濟地位低與我國長期的“剪刀差”政策和重工輕農、重城市抑鄉村政
策關系甚大，農民的政治地位不高與我國長期重視經濟建設、民主政治未充
分發展密切相關，這些大環境決定農民是社會的弱者，綜合的社會因素是他
們實施犯罪的重要原因，在他們走向犯罪道路的時候，讓他們為犯罪承擔所
有責任公平嗎?再拿學生來說，他們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前，一直在學校與家
庭之間，缺乏社會經驗，人生觀和社會觀很不成熟，他們犯罪與社會、家庭教
育監督不力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再如獨生子女，由于我國的計劃生育國
策，千萬家庭只能生育一個子女，如果判處死刑，必將帶來諸如養老等嚴重的
社會問題。
第三，從死刑判決的形成看，我國一個死刑案件的判決除受立法因素影
響外，還受諸多司法因素的影響。首先，司法行政化決定我國的刑事審判往
往受到行政命令的制約，特別是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一般是由未參加刑事
審判的審判委員會作出最終的判決，這種審判不符合直接、言詞原則；往往是
由職業法官裁決，通常并不充分聽取由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團的意見，還常
常受到其他黨政機關領導人員的干涉。其次，我國有幾千年的倫理文化、集
權文化，其影響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形成強弱分明的群體與個人的分
化，強弱鮮明地由關系、金錢、權力、身份等體現出來，反映到刑事審判中，判
決結果則會因被告方、被害方的強弱對比的差異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
民的權利在綜合性、系統性等方面仍顯不足。死刑歷來是作為打擊“反社會
主義的敵對分子、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敵對分子而用”，歷來具有階級統治和
維護民權的雙重功能，但在歷史上，由于過分強調死刑的階級統治功能，留下
了許多慘痛的教訓。我國公民在強大的國家面前常處于從屬、被動、弱者的
地位，公民權在與國家權的對抗中，易受到損害。為矯枉趨正，也為實現刑法
的現代化、科學化，我國死刑的定位必須是把維護人權放在第一位，把階級統
治放在第二位。
(二)死刑的適用：濫用或科學合理
為維護統治工具的死刑必然會被濫用，而維護人權的死刑則會追求死刑
適用的科學合理�，F代人的獨立自主，現代民主制度和權利刑法要求，在死
刑暫未廢除的情況下，必須科學、合理地適用死刑。刑罰具有人文社會科學
的內容，刑罰的終極目的就是促進人的幸福，死刑適用的科學合理就是死刑
的適用要符合人性，符合民主原則。為此，應探討確立死刑適用的最低標準：
第一，不因財產犯罪而剝奪公民的生命權。生命權是最重要的人身權，高于
其他人身權，也高于任何形式的財產權，因為任何財產理由而剝奪公民的生
命都是蔑視人性而令人無法容忍的。第二，無“非法剝奪公民生命的情況”不
得適用死刑。從權利的對等的角度來講，生命權是人權中最高層次的權利，
其他權利都從屬于生命權，都低于生命權，因此，無“非法剝奪公民生命的情
況”而剝奪公民的生命是不公正的。第三，只有“無人性”的犯罪才可判處死
刑。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只能適用于最嚴重的犯罪，只能適用于“罪大惡
極”的罪犯。下列案件一般不應適用死刑：被害人在案發起因上有責任的；突
發性的間接故意犯罪；犯罪后自首的；日常飲酒后的犯罪，飲酒是人們日常生
活的重要內容，酒后人的控制能力有所減弱，我們應將酒后犯罪與其他犯罪
區別開來。第四，必須經過民主公正的程序才能適用死刑。在行政化的審判
方式下，審判難免受到少數領導意志的支配，受到權力的左右，國家強權在審
判結果中總有充分的反映，普通公民的意志卻難有充分體現。因此，應取消
行政化審判方式，建立以普通公民為主的“貨真價實”的陪審團，并由陪審團
來裁決是否適用死刑。由此，陪審團作出的裁決不僅能充分體現民意，而且
能排除國家強權對審判的干涉，有助于保證死刑適用的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