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與違法的穩定性
與犯罪社會學所不同的是，發展心理學一直關注的是不良行為(maladaptive behaviors)的連貫性(Brim和Kagan，1980；Caspi和Berm，1990)。結果，大部分關于穩定性縱向研究的證據都來自于心理學家和其他一些研究“反社會行為”(antisocial behavior)的專家，在這些研究場合，犯罪的法律定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同一個概念�！毙睦韺W對攻擊行為的研究便是一個范例(Olweus，1979)。探究這些研究的傳統的目的，是為了強調兒童時期的不良行為對后期成年生活有著不同的影響，無論這些行為在形式上是犯罪還是非罪。我們開始討論的觀點是廣為流行的，該觀點強調：反社會行為的個體差異在生命進程中具有穩定性(Olweus，1979；Caspi等人，l987；Loeber，1982；Robins，1966；Huesmann等人，1984；Gottfred．son和Hirschi，1990；Jessor等人，1977，1991)。犯罪與反社會行為的穩定性經常被定義為同型連貫性(homotypic continuity)，意指同樣行為或表型個性在不同時間段的連貫性(Caspi和Berm，1990：553)。例如，在一份被廣為引用的攻擊行為研究中(有．600名被調查者、他們的父母及子女，時間跨越22年)，休斯曼(Huesmann)和他的同事們發現，早期的攻擊行為預示著后期的攻擊及犯罪暴力。他們的結論是“攻擊可以被看作具有穩定的特性……隨著環境的變化而具有恒久不變性”(1984：1120)。羅賓斯(1966)的一份早期研究也發現，犯罪與攻擊行為具有較高程度的穩定性。 更具代表性的是，奧沃斯(Olwes)(1979)對十六多項關于攻擊行為研究所作的綜合性評論，該評論表明攻擊行為具有“實質上的”穩定性：一系列的研究顯示出早期的攻擊行為與后期的犯罪性之間的相關性平均值為o．68(1979：854—855)。洛伯(Loeber)(1982)通過對各學科既存文獻的研究作了一個類似的評論，并得出“多數人”(consensus)都贊同穩定性假設的結論：“早期具有較高比率實施反社會行為的孩子比具有較低比率的孩子在日后更有可能去實施該行為”(1982：1433)。近期進行犯罪與違法行為穩定性的調查研究的還包括韋斯特(West)和法林頓(Farrington)(1977)、沃爾夫岡(w。l龜ang)等人(1987)、莎儂(Shannon)(1988)、埃利奧特(Elliott)等人(1985)以及杰賽(Jessor)等人(1991)。
可能還有更多的相關研究，但研究發現已經不具有新意。早在50年前格魯克夫婦(the Gluecks)就發現，在他們的犯罪生涯／criminal。arec，s)研究中，所有的510名少年犯“都有過嚴重的反社會行為經歷’’(Glu。ck和Glueck，1930：142)。他們的數據也證實了“反社會行為生涯中的早期反社會行為因子”(1930：143)。另外，格魯克夫婦在青少年違法犯罪行為揭秘(UJD)(1950)課題研究中對1000名男性的后續研究也證實了行為所具有的顯著的連貫性。正如他們在《犯罪人與非犯罪人視野》一書中所強調的：“原先屬于非違法犯罪人組的大多數男孩在隨后的日子里依然遵守法律，而原先屬于犯罪人組的男孩大多數在17—25歲年齡段繼續實施各種犯罪行為�！�(1968：170)關于行為或同型連貫性(homotypl．c。。。ti真11litv)的發現被大量的經驗性的研究所支持，這些研究橫跨了幾十年(更具體的分析請參見Robins，1966，1978；West和Far- rington．1977；Gottfredson和Hirschi，1990)。實際上，大量與格魯克夫婦相關的研究早就被人提出，羅賓斯(Robins)(1978)通過對四組男性的研究得出結論并指出‘‘成年時期的反社會行為本質上離不開兒童時期的反社會行為”(1978：611)。簡而言之，相當多的證據表明：反社會行為在生命進程中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正如卡斯皮和莫非特(Moffitt)(1992)總結的，反社會行為所具有的強勁的連貫性已經由不同國家在過去的五十年里得到證實(例如，加拿大、英國、芬蘭、新西蘭、瑞典及美國)，并且所評估的方法多種多樣(包括官方報告、教師評定、父母報告以及伙伴間的攻擊行為的揭發)。這些跨越時空的得到類似結果的研究在社會科學中是很少見的。
犯罪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行為的連貫性這一普遍性觀點，因而易于受到抨擊。毫不奇怪，由于一直強調行為的穩定性，發展心理學家特別重視兒童早期而忽視成年生活過程。即使是最近的犯罪社會理論也持相同的觀點，否定成年時期的變遷會對成年犯罪產生真正影響。特別是戈特佛雷德森(Gottfred．so。)和赫希(Hirschi)所強調的(1990：238)：日常生活事件(如：工作、結婚、為人父母)對犯罪行為不會產生影響，因為“無論這些事件是否發生”，犯罪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他們繼而主張。社會進程觀點假定生活事件的重要意義，其實是忽略了個性特征的穩定性的證據(1990：237；參見Gottfredson和Hirschi．1987)。并且，既然犯罪出現在生命進程的早期，那么傳統社會學上的變量(如同齡人、勞動市場或婚姻)就不會對犯罪起作用(Wils。Il和H。卜rnstein，1985)。其推理是：既然犯罪在社會學上的變量出現以前就形成，那么后期的變量在修正生命軌線方面就不會發生作用。
表面看來，行為穩定性的證據使得生命進程逐級年齡變遷社會學理論變得無關緊要。然而，正如表現出來的那樣，如果把行為穩定性比作一只“玻璃杯”，一個人把其看成是“半滿的”還是“半空的”，都同時受到理論偏好和經驗事實的影響。進而，不僅犯罪行為的非連貫性需要解釋，而且對證據的重新審視表明，行為連貫性理論本身和生命進程的社會學觀點也是不沖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