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變得單純一些

閑時，我有時會看看家里保存的一些上輩人留下來的舊東西，如老照片、舊報、隨記什么的，挺有意思。前些日子翻到一篇保留的剪報，報紙已經發黃，是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標題為《湖北春光社發出高產大“衛星”--早稻畝產突破萬斤》，時間是1958年8月30日。這可不是一篇“八卦”搞笑的文章，該文發表在黨報《人民日報》上，文章里還有這樣一段話：“在驗收的時候，中共應城縣委特別派了代表前來給春光社祝賀�！边�特別指明驗收組由二十多人組成，主要驗收人員均有名有姓，以說明驗收的真賣生。我當過“知青”，而且是在南方當過知青，種過兩年水稻，“品嘗”過插秧、薅秧、割稻的“味道”，當然知道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水稻高產最多也不過千把斤。即使現在通過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最先進的超級水稻雜交技術，小面積水稻產量就是八九百公斤。放到現在，誰要是說畝產萬斤，一定會認為系癡人說夢，但回到那個時代，這樣“衛星”不斷地升空，卻沒有人敢說這是謊言，即使心里明白。保留舊物旨在于此物有某種紀念意義，這篇文章之所以被家人剪下來并保存至今，就在于該報道與前輩有些故事。老人家當時還年輕，在某地做縣領導，主管農業，聽說湖北有萬斤高產田，那個興奮勁就甭提了，打心里相信這是事實，因為在當時任何“人間奇跡都可能發生”。于是趕緊去湖北參觀考察，由于對農業并不陌生，一看方知系“美麗”的謊言。所謂畝產萬斤，不過是將其他田里即將成熟的水稻拔出來堆積在一塊而已，萬斤高產是“堆”出來的。老人家此時年輕、單純、率直，沒有“階級斗爭”的經驗教訓，是說了聲“這是假的”。沒想此話后果嚴重了，說是思想有問題，路線有問題，立場有問題，黨性有問題，階級覺悟亦有問題，被指為“右傾機會主義”，差點被開除了黨籍。由于此事給人“教訓”深刻，所以這篇文章便被保留下來了(保留這篇文章在“文革”中也是要冒風險的)，并留有說明，說明中寫明了此事的經過和被處理的過程。從屯、理學上分析，其實—個人從本性上講是不愿意說謊的。心理學的研究表明，說謊將導致心理上的壓迫，而且會導致血壓升高等生理的變化。說假話時臉有時會紅就是這個道理。所謂測謊技術就是依據這一心理和生理的反應原理進行的。尼采說：因為撒謊要耗費更多的精神和意志。因為畢竟說謊是一種憑空“創造”而“說真話讓人舒服”。但為什么人還是要說假話呢?這涉及言說的利益問題。從經濟行為學的角度講，一般情形下，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行為人總要追求行為的效益最大化。在說真話對自己沒有損害時，相信一般人是愿意說真話的，因為說真話畢竟沒有心理和生理上的壓迫，人是自然的。相反，盡管有心理上的壓迫，但如果這種心理上的壓迫能夠換來更大的利益或好處或者能夠避免損害時，說謊就是有可能的，不自然也要為之。 人不可能一輩子總說真話，為了調和人際關系，人需要說一些謊言。經濟行為學的研究表明，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恭維話時，對方也一定會給予回報，同樣回敬一番恭維的話。恭維話，只要不過于夸張，都是一種很好的“精神按摩”。為了求得令人寬松和愉快的人際環境，人們通常認為適度的謊言是必要的。對于女性，只要不丑，都可以稱為“美女”，年齡大不要緊，加上“資深”二字就可以了，形象太“失真”也不要緊，可以強調一下有“氣質”或“心靈美”。如果覺得實在不配，又不愿意恭維，你有權保持沉默。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在約束自己的行為準則中就有一條：“對人不談褒貶�！毕壬�晚年亦堅持如是說，想必已有他人和自己的歷史為據。是否說謊或經常性說謊，與言說者的心理和道德認知有關。盡管說謊會有心理壓力，但如果言說者認為是“美麗的謊言”，則由于動機、目的的善，而緩解了說謊的心理壓力。其實，在人們的傳統道德教育上始終是褒獎說真話，而貶低言假話的，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還是東方的儒家文化。但由于特定的語境會在具體的場合修正這種道德認知，使得人們也會因為謊言的“美麗”而說謊。在上世紀50年代，如果就放“衛星”，說真話，就會被指責“至少嚴重地挫傷人民不斷高漲的革命積極陛”。尤其是謊言如果能夠“調動”人民廣泛的積極性、推動革命的發展時，這樣的謊言就成了“美麗”的謊言，從而解除了言說者的道德約束。一旦有了特定環境下道德認知的修正時，說謊的心理壓迫就小多了，甚至沒有了任何心理壓迫，在具備一定的“創作”能力且又有一定利益或壓力時，謊言便容易脫口而出。因此，哲學家康德堅持認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是誠實的，基于善意的謊言仍然是不道德的，不言謊作為一條道德規則，絕不能有例外�？档略�經假設過：在一個想要謀殺你的朋友的殺人犯向你詢問“你的朋友是否在家”的時候，你也要按照你所知道的情況如實回答，不能撒謊。因為你不能保證你的謊言能起到挽救你的朋友生命的作用。假如你對殺人犯如實回答說“朋友在家”，而這時你的朋友可能已經出門了，但你并不知道，殺人犯因為找不到他，犯罪結果就不會發生了；如果出于好意撒謊說“朋友不在家”，可是殺人犯卻在路上遇到了他并殺了他。這樣，就有充分的理由把你作為朋友死亡的肇事者追究其責任，因為你說真話，結果可能相反�？档掳颜\實作為一種道德義務來看待，是一項基本的規則，因而不允許有例外的隋形，認為只要允許有極小的例外，這條規則就會不可靠，對任何情形都可能不被適用�？档碌难哉f的確有道理，因為我們往往很難判斷什么是“美麗”的謊言，什么是“不美麗”的謊言。應當承認謊言確有柔和人際關系、營造和諧環境的功效，雖然違背了康德所說的道德，但尚屬情有可原，問題是對于大是大非的問題，卻絕來不得半點謊言，必須“求真務實”。實事求是是行大事的原則，這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道理。但盡管如此，基于外部的壓力，言真的代價，為了自己生存的“重大”利益，人們還是不得不說謊，在這種隋況下，我們是否可以認為說謊是符合道德的呢?在安徒生著名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衣》中，為什么大人們不敢說破“皇帝的新衣”，而小孩卻能道出其真相?其原因在于小孩的單純，不知利害，如果知道了說破真相的后果，想必也不敢指明皇帝的赤身裸體。上世紀50年代全國大放高產“衛星”時，沒有幾個人敢道破這件“皇帝新衣”的，說真話的后果是嚴重的，各種“帽子”已經備好，這些‘砷冒子”既可能是舊的，也可能是新的。那時有說真話的，但結果是極其悲滲的。人們從說真話與假話的后果中可以很容易作出比較，說假話也可能會對言說者個人招致不利后果，但上世紀50年代的歷史告訴我們，說假話雖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社會后果，但卻因為動機是好的，就不會被追究責任，甚至往往得到獎勵，不斷高升，即使最嚴重的說謊者--河南信陽的地方領導人在“自然災害”的時期也只是被判幾年刑，而且早早就放出來，相反，說真話的人，不知有多少人成了“右派”，有的人還因為說真話而付出生命的代價。說到此，就想起了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就是一個“竹筒與水晶”的性格，為人秉直、方正，做人就像小說人物克利斯朵夫那樣。在那個年代，有人認為翻譯家“政治問題很嚴重的時候”，好朋友主動為其寫好了檢查，說明只要簽字便可過關，但遭到傅雷先生的拒絕，他不愿意說假話，但結果自然也是悲慘的。 因此，要做到“求真務實”，讓人們在重大問題上說真話，而不是需要有“相當的勇氣”才能為之，就必須營造一種寬松的環境，使人們不會擔心說真話會來帶來嚴重的不利后果，不會遭受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我們應當讓人們還是盡可能“單純”一些，少一些“政治家”的復雜。
摘自：張士寶主編《法學家茶座(第1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