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尼斯對自然法理論的重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方式在西歐各國的相繼建立和完善，適應這種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也隨之相繼建立并得到不斷地完善。法律制度作為上層建筑之一種也日趨嚴密和完善，很好地解決了在生產和交易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糾紛；但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發展，不斷暴露出它的基本矛盾即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造成了經濟和社會中的各種弊端和動蕩。資產階級在取得統治地位之后，需要的自然不是以往那種以號召革命、推翻舊的封建秩序為目的的法學理論，他們現在需要的是為資本主義現有制度進行辯護、論證其歷史合理性，特別是為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論證的法學理論，法學思潮趨于保守。大家知道，近代自然法學派是一種激進的法學思潮，它用啟蒙理性啟迪了人類的心靈，清除了人們頭腦中長期存在著的無知、迷信和偏見，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掃清了觀念上和制度上的障礙，為《獨立宣言》、《人權宣言》以及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法制建設提供了理論上的基礎，具有非常積極的革命和建設作用�！霸跉W洲啟蒙運動中，這種自然法思想成了一種從根本上改變實際的法和國家生活的卓越的政治哲學”。但是自然法理論作為一種思想的武器和理論的武器，它可以為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專制的統治所用，同樣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所服務。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資產階級顯然不需要自然法理論為他們正在進行的統治作理論上的辯護，繼續鼓吹這種理論反而不利于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樣的現實形勢導致了自然法理論在19世紀的一度衰落，甚至到了這種地步，“19世紀各種法學家學派都是通過反對自然法學派或通過和修改自然法學派的方法而產生的”。然而，自然法理論雖然在理論界受到了極大地冷落，但它長久以來對思想史形成的影響不會完全歸于消失。它的傳統還是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反對它的各種法學思潮中，而且就實際作用而言，它的影響力雖然衰微了，但是它至少也“曾一度有助益于人們糾正法律文獻中的缺陷、清除其間的古代遺風、并形成新的法律著述”。②就自然法理論的傳統在整個人類思想史中占有的地位來說，梅因似乎看得更清楚些：“這個理論在哲學上雖然有其缺陷，我們卻不能因此忽視其對于人類的重要性。真的，如果自然法沒有成為古代世界中一種普遍的信念，這就很難說思想的歷史、因此也就是人類的歷史，究竟會朝哪一個方向發展了�！弊匀环ɡ碚撝械囊恍┗居^念和原理已經化為法學這門學科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與自然法學派相對立的其他各個法學流派如果要想在理論上有所建樹，也不得不面對這些概念和原理，運用它們或者對它們作出不同的回答。
如前所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法律制度日趨嚴密、完善，使得對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成了學界的時尚，但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又造成了社會中的大量危機，社會危機的加劇、矛盾的尖銳化都使得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廣受冷落的自然法理論在20世紀初開始時來運轉，重新為學術界所重視，顯現出復興的跡象。首先得到理論界關注的是以繼承、發展阿奎那的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為特征的、具有神學理論背景的自然法理論，代表人物有法國天主教哲學家馬里旦、比利時法學家達班(Jean Dabin)等等。他們的理論以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為基礎，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力圖把自然法理論和現代資產階級代議制下的民主、人權、法治、社會改造等等各種制度結合起來。他們與中世紀的托馬斯主義一樣，把理論的源頭追溯到古希臘的亞理士多德哲學，但與中世紀的托馬斯主義所不同的是這些新托馬斯主義者把古典思想與現代資產階級思想界流行的社會政治和法律理論相結合，針對當前社會中的某些尖銳矛盾和危機，采取一定的緩和和批評的措施，最終達到粉飾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和法制的實際目的。就理論來源上看，菲尼斯與這些神學自然法理論家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盡管1940年出生的他已經處于自然法理論復興運動的第二個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自然法理論以非神學的世俗自然法理論為主導，代表人物有富勒，以及與這種理論有密切聯系的羅爾斯、德沃金等人，他們可歸入以繼承和發展近代自然法學為特征的新自然法學派這個陣營。我們知道，自然法理論向來是一種涵涉很廣的理論體系，它的復興除了有其深刻的現實根源外，還伴隨著理論界普遍流行的哲學思潮，故亦有其相應的哲學基礎。雖然對自然法的基礎、它的邏輯構造、規范的內容、與實在法之效力的關系等等諸多方面學界多有分歧，但大多立足于下述哲學的立場：(1)新托馬斯主義；(2)關于價值理念的康德學派的思想；(3)馬克斯·舍勒等的“實質的價值倫理學”等；另外又有(4)存在主義哲學；(5)從新教神學的角度出發對自然法進行研究的方法亦被發現�！薹颇崴剐伦匀环ɡ碚撆c托馬斯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新托馬斯主義法學派有著共同的思想淵源，他聲稱：“在我們的文明中，一個明確的自然法理論的傳承者歸于羅馬天主教會�！雹诘c馬里旦等新托馬斯主義法學家不同的是他又自覺地與宗教神學，主要是與正統的梵蒂岡天主教神學保持一定的距離，明確表示他的理論是扎根于分析法學的傳統之上。他自稱他之所以經常引用阿奎那的著作，是因為阿奎那在自然法理論化的歷史過程中占據一個獨特的位置。有時我們也可以在菲尼斯的著作中找到他對羅馬天主教會的聲明的引用，那是因為菲尼斯認為羅馬天主教會在現代社會中是唯一聲明對自然法擁有權威解釋的機構，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菲尼斯都是出于論證的需要和對實踐問題正確回答的需要才引用這些觀點的，并不把他們看成是當然的權威�；谶@種考慮，學術界一般把菲尼斯歸人非神學的新自然法學家行列，盡管他的自然法理論有著十分濃重的神學氣息，實際上是介于神學與非神學兩者之間的一個新自然法學派的重要支派。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自然法理論在當代的復興有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它始于20世紀的中葉，即是以哈特和富勒長達十余年的著名論戰為主戰場的戰后自然法理論在與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論戰的過程中飛速發展的時期。1957年哈特在新自然法學派的理論重鎮哈佛大學作了題為《實證主義和道德與法律的分離》的學術報告，并于次年以同名論文發表在《哈佛法律評論》上。在這篇論文中，哈特通過對法律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進行深入細致地分析，試圖為法律實證主義和自然法理論劃定界限：一項規則和一個體系是否屬于法律的范圍在概念上是與其道德性相分離的。依此觀點他否認了一個法律體系的存在必須以符合道德作為前提性的條件，為法律實證主義作正面的辯護，反駁富勒等自然法學家對法律實證主義的攻擊，揭開了這場論戰的序幕。富勒隨即也在《哈佛法律評論》上針鋒相對地發表了《實證主義和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一文，對哈特的觀點給予有力的回擊。富勒認為法律是一項含有道德目標的人類規劃，從概念上根本不可把法律與道德分離開來。圍繞著他們兩人的論戰，以后在西方法學界出現了大量的具有不同思想傾向和理論觀點的論文和著作，其中心集中在道德與法律的關系上面，這個問題成了戰后新自然法學派與法律實證主義爭論的焦點。菲尼斯的理論作為戰后新自然法理論的一支重要派別，在這個基本問題上當然無法回避。他從一個獨特的視角探討了這個自然法理論的基本問題，這一點下文將詳述。我們現在需要知道的是菲尼斯的自然法理論注重于在倫理學上的考察，但不是對于法律、政策等作一般意義上的倫理學分析，而
是把研究的重點集中于法律特別是實在法的本質上面。我們已經知道菲尼斯的理論直接淵源于亞理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但他的理論還有一個間接的然而卻也是同樣重要的來源，即間接來源于他在美國的同事格里塞斯。格里塞斯是一位著名的神學家和倫理學家，也是一位古典理論的研究專家，在對古典理論的把握和研究等方面有著非常深厚的造詣。菲尼斯曾謙虛地稱自己在過去的30年中在道德、政治和法律理論領域中所運用的各項原則都是阿奎那在他關于實踐理性、自然法、明智和正義的著作中實質上使用過了的原則。格里塞斯的研究使得阿奎那的這些原則的表現和意義變得清晰起來，他自己的《自然法與自然權利》一書所展示的倫理學思想乃植根于對格里塞斯的古典論證之再現和發展以及對阿奎那理論之理解中。
由此可見，菲尼斯把自然法理論實際上看成是一種道德哲學理論，它建立在人類基本的善的基礎之上。菲尼斯列舉了七種這樣的善(在不同時期對此的分類和表述略有不同，詳見下文)：生命、知識、游戲、審美經驗、社交／友誼、實踐理智性、宗教。這些人類的基本價值是我們為其自身之故而選取的，它們根源于人類的自然，是絕對的目的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手段。在這些基本的善之間沒有一個價值上高低的序列，每一個基本的善都應“合理地被視為最重要的”，雖然一個人在他的人生規劃中可以給予某一個基本的善比其他基本的善更多的關注。在人類基本的善的理論之基礎上，菲尼斯系統地總結了把人類基本的善的判斷轉化為在此時此地應該做什么的判斷的幾個實踐性原則，并且把它們稱為“實踐理智性的基本要求”：1．首尾一貫的生活規劃；2．不專斷地偏愛任何價值；3．不專斷地偏愛任何人；4．對某些特定的和局限的方案保持某種程度的超脫態度；5．不輕易放棄自己的承諾；6．不用無效率的方法浪費自己的機會；7．不選擇會損害或阻止基本的善的實現以及對其進行參與的行為；8．培養共同體中共同的善；9．按照一個人的良心去處世。這九個基本要求的最終結果就是道德，“這里完全可以說每一個這樣的要求都是道德判斷或責任的一種形態”，因此菲尼斯又稱這些實踐理智性的基本要求為“責任的各種形態”(the modes of responsibility)。②我們可以看出，菲尼斯的道德哲學理論是一種明顯的目的論，但他不專注于單一的人類理想，所涉的范圍更加廣泛。從他對第一性道德原則之形成過程的論述中可以見出他所懷有的人類總體的完善的理想，他指出，第一性的和最抽象的道德原則是這樣形成的：在為了人類的善及避免與之相反的自愿行為中，一個人應該選擇或意愿那些能夠與總體的人類完善相容的各種可能性……而總體的人類完善并不是受人類行為所影響的事務狀態，它是共同體的一個理想，是在全部基本的善中的所有人之完善的一個理想，是一個理性和善良愿望的理想。菲尼斯還認為上述那些基本的善和實踐理智性的原則全都是自明的，他運用了阿奎那的理論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指出所謂自明的不是指它們是明顯的、或是直觀的、或是具有理性的人們立即能同意的，而是指它不能由比它更為基本的原則或原理派生出來。它不需要被證明，它們是被前設的或者在作為證明的東西中展開自身。這些自明的善和實踐性原則沒有描述世界，我們也不能通過睜開眼睛把它們看上一眼就馬上能證實這些善和原則，但它們對任何從事探尋事實以及對理論性判斷(包括歷史的和哲學的判斷)有經驗的人都是明顯的。反對這些基本的善和實踐理智性的原則將使人們沒有相應的能力去追求知識，在所有的這些方面理論理性的原則都是自明的。在此筆者只是就菲尼斯的新自然法理論提供一個評述前的概覽，以下還要對他的這些觀點進行詳細地論述。從這個概覽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到上述這些觀點和見解也是菲尼斯對自然法理論的新發展，是他的理論的基礎和核心部分。正是菲尼斯對自然法的基本問題的頗具特色之回答，才造就了他的自然法理論在現代西方法學界及倫理學等相關學界中的獨特地位，也引起了幾十年不斷的爭論，一直到現在。
摘自：吳一裕著《菲尼斯新自然法理論研究:自然法上“善”的追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