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09-11-26) / 已閱19837次
法學研究從身份到契約之反思——《婚姻訴訟前沿理論與審判實務》別序
王禮仁
【正文】
一般之序，載于著作之首。然因拙著于出版之際，諸事匯聚，忙不暇接，未及寫序。 [1]為補其遺缺，乃另著文以言未盡之意，是為別序。
德國著名社會學者滕尼斯教授，將人類社會之結合關系，分為“共同社會”與“利益社會”。日本身份法之父中川善之助教授，則將人類社會之結合關系，分為“本質的結合關系”與“目的的結合關系”。 [2]臺灣地區學者戴氏《親屬法》將親屬之共同生活分為保族生活與經濟生活。 [3] 無論是“共同社會”，還是“本質的結合關系”或“保族生活”，都是指身份社會或身份關系的結合，它是與“利益社會”、“目的的結合關系”或“經濟生活” 等財產關系相對應的社會關系，是一種本質的社會結合關系。 而“利益社會”、“目的的結合關系”或“經濟生活”關系，則是一種利益結合關系或財產關系。目前，對于上述兩種不同之社會結合關系，一般用身份關系與財產關系（或者身份關系與契約關系）加以區別表述。
民法學上關于“身份”的范圍，學者有不同認識，由于拙著將“身份” 的范圍界定在親屬法范圍內，故本文所說的“身份”，當然是親屬法范圍內的“身份”。所謂法學研究從身份到契約，是指法學研究的一種變化過程。這種變化過程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重視身份法（親屬法）到重視契約法（財產法），乃至忽視身份法的研究過程。
由于整個社會的進步是一個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法學研究從身份到契約，則順應了這一歷史發展過程，應該說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法學研究是否符合這種社會運動的內部規律？是否與之同步？是否存在偏離其發展軌道的現象或顧此失彼？這些都值得反思。筆者認為，目前的法學研究，與這種社會運動的內部規律不相協調，在民法研究領域里，忽視或輕視身份法研究，使身份法研究過于冷落，就是最明顯的表現。盡管身份法研究在過去，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中取得了長足成就（這已有多位教授寫過綜述性回顧文章，我不再贅述），但身份法研究與財產法相比，是落后的；與身份關系的社會需求，是不適應的。在一定意義上說，身份法的研究，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生活的實際需要，與身份關系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適應。
一、身份法研究現狀令人堪憂
目前，我國身份法研究的基本現狀，有兩個特征：一是整個民法研究領域（包括司法）的基本形勢是重契約輕身份，即重財產法研究，輕身份法（親屬法）研究。二是在身份法領域也是重契約輕身份，即重身份財產研究，輕單純身份關系研究。其具體表現為“兩少一多”。
�。ㄒ唬┥矸莘ǔ霭嫖锷�
在各種法學理論期刊中，很少刊載身份法研究文章，核心期刊刊載身份法研究文章更是鳳毛麟角。我隨手翻閱了2008年的《中國法學》、《法學研究》、《法學評論》、《中外法學》、《法商研究》等核心刊物，沒有刊登一篇有關婚姻法的文章。在專著方面，研究親屬法的專著不多，有許多空白領域尚無人問津。至于研究單純身份關系的專著更是空白。
�。ǘ┥矸莘ㄑ芯繉W者少
由于我國沒有完整統一的民法典，婚姻法與其它民事法律規范在立法上的分離現象，可能在客觀上一定程度地影響了民事法學的整體研究水平，造成了學術研究的分離（親屬法與其他民法分離）現象。又加之日益發達的商品經濟影響，更加劇了財產法與身份法研究不平衡的距離。研究民法（狹義）者，不研究親屬法，民法研究存在嚴重的偏科現象。除長期研究親屬法的一些學者外，多數民法學者不研究親屬法。大多數民法學者，沒有親屬法專著或論文，甚至有些民法學者對親屬法還是一個盲點，包括一些知名學者，在一些重要刊物或新聞媒體上，也常常發表錯誤觀點。諸如親子關系不能推定；民法上的欺詐等無效民事行為，完全可以直接適用婚姻等身份行為；甚至還有學者連人事訴訟最基本的特點和規律都不了解，著文建議取消離婚調解制度。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整個社會的運動是一個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法學研究從身份到契約（重契約輕身份），是世界范圍內的一個共性，但像我國大陸如此輕視身份法的現象，尚不多見。在我國臺灣，研究親屬法學者眾多，不僅有戴氏三代研究親屬法者，還有史尚寬、王澤鑒等一批 “全才” 型民法學者。我國大陸民法學界，雖有“全才”型民法學者，如長期從事親屬法以外學科研究的學者楊立新教授、余延滿教授亦有親屬法專著。但像史尚寬、王澤鑒這樣熟諳財產法與身份法的大師級民法學者，還是不多。在外國民法學者中，偏科現象也沒有我國如此嚴重。大凡一些知名學者，對財產法與身份法，均有比較全面的研究。如德國學者迪特爾·梅迪庫斯的《德國民法總論》、卡爾·拉倫茨的《德國民法通論》，都有關于親屬法的精辟論述。我國學者在研究民法總則的專著中，則少有提及親屬法者，民法總則幾乎成為單純的財產法總則。
學術研究自由，無可非議。但重財產法，輕身份法，使親屬法輕到不可再輕的地步，其背后原因，值得反思。
�。ㄈ┥矸莅讣䦟徟袉栴}多
不僅出版業、學者對身份法研究不重視，司法界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對身份法的研究也不夠。在最高人民法院多年的科研項目中，一直沒有關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調研課題。在整個司法領域也存在輕身份法，重財產法的現象。因而，婚姻等身份案件的審判質量不高，問題很多。
我對本市近年的二審婚姻案件進行了分析，竟然發現有80%的上訴婚姻案件，屬于“問題案件”。也就是說，有80%的上訴婚姻案件在審判程序或處理結果上存在問題。 [4]當然，這些“問題婚姻案”，并非都是錯案，主要是程序上和實體處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其中最普遍、最突出的問題，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審判程序上，將婚姻等身份關系訴訟完全等同于一般財產訴訟，忽視其人事訴訟的特點；二是將民法總則的有關原則，完全適用于婚姻等身份案件。此外，適用婚姻法本身也存在不少問題。這些問題，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將婚姻訴訟等同于一般財產訴訟，忽視人事訴訟色彩
不少法官不知道有什么是“人事訴訟”，在處理婚姻案件時，根本沒有區分財產訴訟與人事訴訟，將身份關系訴訟等同于一般財產訴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忽視婚姻案件職權主義訴訟的特點或色彩。
�。�1）法官不依職權收集證據，完全依靠當事人舉證定案
具體表現在：其一，在證據收集上，一律實行一般訴訟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把舉證責任完全推給當事人。對于該依職權主動調查的婚姻事實，不依職權主動調查，完全憑當事人的舉證材料定案。其二，對庭審中涉及的重要婚姻事實，則往往以當事人沒有提供證據證明而否認。對案件的真實事實或真正的離婚原因，沒有揭示；對潛在的矛盾沒有解決。其三，對于婚姻案件中的舉證期限，也死摳一般訴訟的“證據失權”制度，對于超過舉證期限的證據，大都以“證據失權”為由，不予采納。還有的認為，一審沒有提出的婚姻事實或證據，二審不能提出。其四，對于當事人要求法官調查的證據，也以不屬于職權調查范圍為由，不予調查。如對婚姻有效與無效不調查；對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不調查；對一方提出另一方有重婚或同居的事實不調查；對一方是否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不調查；對一方提出另一方有婚外情的事實或線索，更不調查和核對；等等。
由于一切全憑當事人舉證定案，不僅導致許多案件都以當事人的證據不力而不予認定。還有不少離婚判決，完全依靠兩、三張紙的開庭筆錄定案，或者以當事人提供的幾個很單薄的證據定案。有的離婚案件，甚至簡短的離譜。比如一個離婚判決的事實部分，不到150個字（最短的只有122個字），竟然就解決一個三、五年，甚至幾十年的婚姻。
�。�2）法官不斟酌當事人未提出之事實，對自認、認諾等處理存在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規定了一般訴訟程序中的自認等有關訴訟規則，不適用于身份關系訴訟。但對“認諾”、“不爭事實”如何認定和處理，沒有規定。在婚姻案件中，法院能否斟酌當事人未提出之事實，也沒有規定。司法實踐中，不僅在自認的適用上仍存在不少問題。對于“認諾”、“不爭事實”的認定和處理，基本上是按照處理財產案件的規則處理的。法官對于當事人未提出之事實更未加斟酌。如婚姻是否有效與無效或成立與不成立的事實，只要當事人沒有提出，法官都不加斟酌或考慮。
總共3頁 1 [2] [3]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