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琳 ]——(2011-4-11) / 已閱9699次

【摘要】私家偵探作為一種典型的私力救濟現象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而伴隨著私家偵探公司的發展，私力救濟這種行為也成了法律界討論的焦點問題。私家偵探究竟在在中國到底有多大的生存空間？他們進行操作的合理合法性在哪里？這一切都值得探討。
一、私家偵探業產生的社會背景

據記載，世界上最早的私家偵探是法國人佛朗科斯·尤根·維多克。1834年，他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近代意義的私家偵探所。在美國，早在殖民地時期，隨著工業化和城市的發展，社會治安問題日益嚴重，公眾要求增加社會安全保障的呼聲也日漸高漲。由于侵犯財產權的犯罪日益猖獗，而警察對此頗有些力不從心，所以很多工商企業都在尋找更有效的財產保障力量。于是，私家偵探業便應運而生了。

阿倫。平克頓是個最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對美國人來說，平克頓一詞幾乎就是19世紀后期美國和私人偵探的同義語。1850年，平克頓辭去了在芝加哥警察局中的職務，創建了美國第一家私人偵探機構——平克頓偵探公司。平克頓偵探公司的早期業務主要是偵破發生在鐵路上的盜竊案件和向鐵路公司提供各種警衛性服務。美國內戰結束后，面對盜劫銀行、殺人等野蠻的犯罪，警方顯得有些無能為力。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便求助于平克頓偵探公司，大量的產業主也紛紛把財產安危托付給平克頓偵探公司。偵探們以大膽機智的行動博得了守法人的贊譽和違法者的恐懼。這種日益增長的社會需要不斷地推動著私人偵探業的發展，并終于使之演化成綜合性的私人保安業。

二、私家偵探業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第一家“私家偵探”在上海創立。如今，在北京、南京、成都、沈陽等大中城市私家偵探以“調查事務機構”的名義公開或隱蔽地存在人們生活中，并且發揮著各種各樣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此規范卻相當滯后，如何正確對待這一“新生事物”已引起社會及法律界的廣泛關注。

我國目前針對商務調查方面沒有具體的法律法規來規范，當調查公司與客戶出現紛爭時，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操作性也就較差。不可否認，如今的許多私家偵探都是在法律的邊緣游走、在夾縫中生存，造成了這個行業極不規范、良莠不齊、問題重重，這引起了業內和法律界人士的高度重視。私人偵探的存在是弊大于利還是利大于弊的爭論，始終沒有間斷。

三、私家偵探業在我國的處境

目前，有關私人偵探的分歧主要存在于兩個方面：偵察權和隱私權。偵察權是賦予執法機關的一項帶有強制性的權力，其它機關、團體、個人無權行使。私人偵探的偵察行為是否侵犯了國家機關單獨享有的偵察權？還有人認為，私家偵探往往容易侵犯他人隱私權。

隱私權是公民享有的一項基本的權利，是公民依法享有拒絕、排斥任何未經法律批準的監視、窺探和防止個人私生活秘密、個人信息被披露的權利。一般而言，任何機構和個人在獲取別人的個人數據、信息時必須事先經過批準且使用公正手段。由于私家偵探并不具有國家法律所賦予的公開的、強制的手段，那么他們開展活動往往是秘密進行的，這就容易侵犯公民的隱私權。而另一方面，依法調查取證又是有效獲取證據的前提，是保證當事人參與訴訟特別是民事訴訟并能勝訴的有力保障。在民事訴訟領域，一個基本的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特別是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出臺，加大了當事人舉證的力度，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已經不會主動去調查取證，而只是在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才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與過去的訴訟模式相比較，這種法院審判由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的轉化，在很大程度上把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轉移給了訴訟當事人。而當事人為了勝訴，必然會千方百計的去調查取證。于是，為了取得證據，當事人在自己力不從心的時候，就不得不雇傭私人偵探去采取窺視、刺探、跟蹤、偷拍甚至是化裝欺騙等手段去獲取自己所需要的證據，這就必然容易造成在行使取證權力的過程中與保護隱私權的法律相沖突。

對于私人偵探通過跟蹤、偷拍、窺視、刺探等手段取得的證據，能否作為法院定案的依據，法學界有著很大的爭議和分歧。不過在爭議的同時，他們都承認通過這些方式去獲取證據，確實常常是以侵犯別人的隱私權為前提的。分歧的關鍵在于對隱私權保護的范圍和幅度上面。即只要是侵犯隱私權的行為都應該堅決制止，還是可以有條件的以侵犯隱私權為代價去獲取證據。支持私人偵探行為的學者認為隱私權總是相對的，并不是絕對不可侵犯的，因為和隱私權相對的還有知情權，如果知情權是正當的，通過的途徑是不違法的，那么就應該受到法律保護。所以在隱私權是否被侵犯這個問題上需要掌握一個尺度。也就是說，對于那些本身就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不能以保護隱私權作為擋箭牌，而否認通過私人偵探行為獲得的證據的證明力。而且這些學者還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出臺，對證據的取得方式比原來放寬了許多，給私人偵探行為提供了發展的契機，同時也增加了通過私人偵探取得的證據的證明力。

與之相對的對私人偵探行為持反對態度的學者則認為，證據是認定某一事實是否存在的根據。搜集證據、研究證據并判斷證據，是確認事實存在與否的全部內容。在訴訟中，證據是認定案件真實情況的唯一根據，除此再無其他途徑。在刑事訴訟中，搜集證據必須是經法定執法主體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符合法定形式的證據才能成為法庭證據。顯然，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私家偵探是沒有相應法律地位的，其收集的證據也不能直接在訴訟中使用，其法律效力也不好確定，亦與法律規定的直接言辭原則相違背。并且他們還認為，在民事訴訟領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于證據取得方式的放寬，并不意味著對公民隱私權的否定，也不表明由國家司法機關所擁有的偵查權的下放，即使其主體擴大到民間組織。因此，私人偵探通過違法手段所得來的證據在證明力上存在著致命的缺陷。

法學界的分歧使通過私人偵探所獲取證據的證明力存在著極大困境。如果這一困境得不到解決，那么將制約著私人偵探業的發展甚至是生存——如果通過私人偵探行為取得的證據不具有證明力，那么私人偵探在很大程度上就沒有了繼續存在的市場。

四、私人偵探業的合法性問題探討

對于已經遍布于我國大江南北的私人偵探組織，如何對其法律地位進行定位，是合法組織，還是非法組織，還是在合法與非法之間打法律的擦邊球的組織，有無繼續存在的必要？對此，許多學者提出，判斷一個行業有無存在的必要和產業前景是否廣闊，關鍵看其是否存在社會需求。私家偵探業務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可能有一個較大的拓展，因為隨著國家法律的不斷健全，人們對法律服務的需求會日漸增多，而我們的公共執法部門卻無法滿足一些特定的專門需求。因此為私人偵探業的存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這也是私人偵探業目前業務量擴大的原因。筆者認為，一種行為或一個行業是否合法，是以現行法律作為依據的。只要現行法律不反對不禁止，那么就是合法的；為現行法律所禁止的，則沒有合法存在的依據。當然，這里同樣存在著矛盾的地方，法律并不總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也正是因為如此，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社會的廣泛需求確實可以為私人偵探業的存在提供一個較為正當的理由。說到底，在對待私人偵探業的態度上，主要是一個權力分配和法律亟待規范的問題。

由于，目前國家對于私家偵探的態度尚不明確，相關立法缺位，政策環境不統一，注冊登記的名稱也不規范，核準經營業務與實際經營業務也有出入。由于得不到合法的名正言順的登記保護，從業人員成分和素質也參差不齊，用人單位在招聘用人、人員培訓、經營管理、規劃發展等方面也受到不少影響。目前對于這一職業我國的立法機構沒有設立專門的法律予以確認，也缺乏有力的監管制度，這就使私家偵探行為很容易觸犯法律。也使得在證據的采納上缺乏法律的嚴肅信和準定性。

因此，私家偵探行業的健康、規范發展，亟待法律規范。專家認為，私家偵探是一把雙刃劍，用好了，可以維護公共權益；用不好，就會危害個人隱私和國家、企業的安全。有關部門應正視這一社會現象，依靠法律對其行為進行規范和管理，使之沿著理性的方向發展。



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人民法院 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