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明生 ]——(2012-7-8) / 已閱40607次

總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盡管前述提及的法治指數研究已經涌現出許多成果，在理論與實踐上取得了一定突破，但這一研究畢竟是新興領域，其研究空間非常廣闊。當前的法治指數研究還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的關鍵問題，例如，如何進一步增強法治指數的普適性和客觀性，[102] 如何使權重的確定更具有科學依據以及減少標準確定上的隨意性等等。[103] 在構建刑事法治指數的過程中，無論借鑒“世界正義工程”的經驗，還是參考香港地區的做法，都應在對普適性的追求上，要擺脫地域與視野的局限性，尋找全球法治建設的共同規律，而不僅僅只是某個區域的歷史經驗。當然，發達國家相關制度亦非等同于普適性的價值與包治百病的萬靈藥。為了加強刑事法治指數的普適性，我們不僅應期待更多主體參與進來分享話語權，還應盡量實現不同法治模式間的理論交流和對話。在增強刑事法治指數的客觀性方面，各種法治指數的發布者都會宣稱其研究結論是借助調研或問卷調查等形式，以客觀、中立、科學的形態表現出來的，但欠缺客觀性一直是其最易引起非議之處。因為法治內涵極為豐富，如何化約為數字化的標準的過程非常復雜。又由于法治有國家壟斷性的特征，其不僅體系龐大且作為一個有機體在發揮作用，其不僅依賴國家立法的質量，更依賴于地方對法律實施的效果，因此對其評價要涉及多層次、多維度的標準。法治指數往往不全是由簡單的統計數據或其他容易檢測到的實驗數據構成的，一般會涉及價值判斷。并且，即使在一些事項上也許有些客觀數據，但受制于部門利益與政務公開程度，這些數據不一定可靠，也不一定容易獲得。盡管有時可借助社會抽樣調查的方式把主觀事項轉化為數字，但不容否認的是，對法治建設的定量分析需要更精妙的理論模型與統計方法。[104] 另外，還可以考慮，由國家財政來支持和保障國家權威的科研機構(如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或者國家級名牌大學的權威研究機構)在時機成熟時定期公布中國的法治指數包括刑事法治指數。其中既要有量化指標，又要有定性指標，綜合評價才能作出接近全面的更為妥當合理的評價結論。

四、結論

如前所述，當前中國刑事法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與其分支方向不同，兩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對當前中國刑事法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而言，應當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之下進行探討。要求人們朝著實現刑事法制現代化、公平正義的刑事法治、犯罪控制（或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并重的方向而努力，這是當前中國刑事立法改革和刑事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犯罪控制（或社會保護）與人權保障并重是刑事公正的核心，刑事公正又是刑事法治的核心，而刑事法治正是刑事法制高級現代化之核心。其層層遞進的關系構成了一個有機系統。在將來中國刑事法治已經實現并且進行刑事法治改革的時代，其基本方向應是走向高度先進、高度公正、高度文明與高度和諧的刑事法治高級現代化了。

評價機制是由一定的評價結構產生相關功能和作用而構成的。在刑事法制改革的評價機制中，其評價結構包括評價主體、評價客體、評價方式、評價標準、評價過程和評價結論等。至于其評價結論是否客觀、理性，是否恰當，除了一定程度上可能與其邏輯推理的評價過程有所關聯外，通常來講，與其采用的評價標準（指標體系、評價尺度）有著極大的、非常緊密的關系。而對于這些評價標準，學界又眾說紛紜。中國有必要構建一個規范化的、能為民眾普遍接受的刑事法制改革價值評價指標體系（即刑事法治指數）。這需要由人們共同來完成，通過廣泛的討論達成基本共識，并且不斷探索和實踐，不斷完善。刑事法治指數的基本組成要素或者一級指標，應主要包括：合目的性、民主性、科學性和公正性。四個評價指標，密切關聯，相輔相成。它們分別從目的、民意、規律和利益關系四個角度來考量。其關聯表現主要是，只有更充分地反映民意，才能更好地運用規律（因為民可載舟，亦可覆舟），才能更好地協調利益關系，實現更充分的公正秩序，早日完成建設法治國家與和諧社會的偉大使命，乃至未來為進一步建設高度法治化、高度政治文明的更加和諧的社會而努力。但是，試圖給四個評價指標分別設定具體分值，極其困難。相對而言，合目的性作為定性指標，把刑事法制改革應客觀具備的民主性、科學性和公正性作為定量指標來對待。在民主性（一級指標）之下設置二級指標：立法的選舉過程、立法參與、公民自由、司法參與和政治文化五項。然后再對各項二級指標進一步設計、論證和細分為三級指標。甚至對此可以繼續設計四級指標等。對于科學性和公正性兩個客觀指標的把握，可以參考當前有關“法治指數”這一評估體系來進行改造。不能完全照搬“世界正義工程”法治指數中四項原則之下的指標設計，而是有必要對之進行某些相應的改造。同樣可以考慮，在一級指標科學性原則和公正性原則之下設計若干二級指標，二級指標之下設置三級指標，甚至再進一步細化為四級指標。當前的法治指數研究還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的關鍵問題，在構建刑事法治指數的過程中，無論借鑒“世界正義工程”的經驗，還是參考香港地區的做法，都應在對普適性的追求上，尋找全球法治建設的共同規律。對其評價要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標準，需要更精妙的理論模型與統計方法。




【 作者簡介：曾明生（1971—），男，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法學博士，主要從事刑事法學研究。此文原載（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編）《犯罪學與刑事法制改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6月11-12日），第137-163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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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見徐忠明：《中國法制改革認知取向的考述與評析》，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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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參見劉仁文：《社會轉型與刑法的九個轉向》，載中國刑事法律網http://www.crimina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253，2012年3月4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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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參見陳興良：《從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二元社會建構中的刑法修改》，載《刑事法評論》第1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頁。

[13]參見李海東：《刑法原理入門（犯罪論基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

[14]參見宮步坦：《馬克昌的最后一課：如何走向市民刑法》，載《南方周末》，2011年9月22日。

[15]參見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3-14頁。

[16]參見屈學武主編：《刑法理論研究新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頁。

[17]參見曾明生：《動態刑法的懲教機制研究——刑事守法教育學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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