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金澤 ]——(2000-12-1) / 已閱53010次

[7] 《商業銀行法》規定的私法關系在新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999年3月15及10月1日起施行）中的第十二章“借款合同”大部分都有體現。這事實上造成了立法的重復。

[8] 參見王國鄉、樊志剛主編：《銀行法全書》，中國商業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0—1955頁。

[9] 指股權參與關系。

[10] 規制高額風險的集中問題。

[11] 參見《常用票據、結算、信貸法律法規》編選組編：《常用票據、結算、信貸法律法規》，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12] 這些條例按26個字母的編排為序，即A——Z，另有AA、BB兩條例，其中《W條例》已于1952年取消。對這些條例的內容，聯儲可隨時有權修訂。參見馬紅霞等著：《美國的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348頁。

[13] 該法第44條規制國內范圍的征詢和稽核；第44條之一則規定超越國界的征詢和稽核。參見王國鄉、樊志剛主編：《銀行法全書》，中國商業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頁。

[14] 1999年2月22日國務院發布的《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第12條作了部分補救，即對于提供虛假或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報告、會計報告可追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

[15] 參見1971年新加坡《銀行法》，載王國鄉、樊志剛主編《銀行法全書》，第1970頁。

[16] 我國于1986年12月2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該法僅針對全民所有制企業，另外該法還有許多缺陷，實踐中的難以推行與該法的不足有一定的關系。

[17] 有關這些指標的分析，參見楊衛紅：《商業銀行監管比較》，民事與建設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3頁。

[18] 德國《銀行法》第15條。

[19] 德國《銀行法》要求近親信貸“1.對自然人的信貸超過25萬馬克者；2.對企業的信貸超過信用機構責任自有有資產5%或超過25萬馬克者”，須向監督局和聯邦銀行報告。

[20] 1997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推出的《有效監管的核心原則》為持續性監管方法的運用提出了15項原則，并對非現場檢查、現場檢查和(或)聘用外部審計人員、綜合并表監管等作了簡釋。

[21] 即在“銀行沒有任命一位審計員；如果當局認為有需要委派一位審計員與按本條第(1)項的規定任命的審計員一起工作，并可隨時訂出該審計員的薪金，由銀行支付”。參見新加坡《銀行法》第53條第(2)項。

[22] 參見德國《銀行法》第29條。

[23] 參見王國剛主編：《進入21世紀的中國金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464頁。

[24] 參見馬紅霞等著：《美國的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頁。

[25] 同上書，第191—192頁。

[26] 此要求自1969年9月開始。1980年《存款機構放松管制與貨幣控制法》則進一步把準備金征收的范圍拓展到所有的境內銀行(增加非成員銀行和外資銀行)及國內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交易性存款準備金率降到3%。See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 Monetary Control Act of 1980.

[27] 也有不少國家很少對海外分支行進行現場檢查，如日本則以母行檢查為主，另隨機地選取海外分行進行檢查。

[28] 轉見易憲容：《金融市場與制度安排》，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頁。

[29] 參見李金澤：《法律互異與沖突：文化因素透視》，載《民商法論叢》(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頁。

[30] 德國、新加坡等國的銀行法都設有此制。

[31] 參見［德］恩扎·克魯瑟：《對德國和歐洲經濟區其他國家銀行的謹慎監管》(中譯文)，載徐杰等主編：《中國與德國——銀行法律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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