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智鋼 ]——(2002-1-7) / 已閱29326次

1864年丁韙良的《萬國公法》在中國刊行后得到很大的反響，美國國際法經典叢書 主編威爾遜（George Grafton Wilson）在導言里提到此書“中文版很快就銷售一空，這部著作在日本也很受歡迎，翌年即在東京翻刻出版，并有其他版本在東方發行�！笔聦嵣显�1865年，《萬國公法》的一份手抄本就由日本人帶入京都，并在日本掀起了注釋和討論國際法的熱潮。根據韓國學者李漢基的研究，國際法最早傳入朝鮮是在朝日締結《江華島修好條約》的次年，即1877年12月，日本外交代表花房義質把《萬國公法》和《星軺指掌》二書贈與朝鮮禮曹判書趙寧夏，想以此證明日本要求在漢城派駐公使是符合國際慣例的。
除了《萬國公法》外，中以國際法的其它著作也在韓國得到了傳播，如《公法會通》一書，官方于1896年正式翻刻，其中的李庚植序中就有“各國大憲，審斷公牘，援而為例，即《萬國公法》、《公法便覽》是已。曾有惠氏、吳氏諸人之訂證，之于德國步倫氏而遂有會通之書，持論公而不偏，敘事確而有據，蓋莫非保國善鄰之道也”。（34）由此可知，韓國這一以中華法系為主的法律制度的國家，與中國一樣也已經認識到國際法在對外交涉事務中的重要性，其法律體系也從德刑合一、維持內安為主向內外兼具方向轉化。韓國的外交官們并在與西方及日本的外交活動中使用國際法折沖交涉，其中不乏朝英巨文島事件交涉等成功案例。
韓國法律體系的最終脫中入西與西學思想的持續輸入密不可分，日本明治維新后，雖然朝鮮仍在繼續從中國引進漢譯西書，但是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日本。1875年，日本挑起“云揚號”事件。次年，日本強迫朝鮮閔氏政權簽訂了《江華島條約》這一朝鮮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根據條約規定，朝鮮被迫向日本開放釜山、仁川、元山三個港口，并且承認治外法權和無關稅貿易。這標志著其法律制度已經喪失獨立自主性，滑向了殖民地化。此后數年，朝鮮先后與美英等國簽訂了通商條約，朝鮮被納入了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了。為了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朝鮮政府向日本派出了“朝士考察團”，“在日本視察了政府機關、各種產業結構以及造幣等工廠。在70多天中，直接看到的新文明。他們回國以后，分別提交了復命書，促進了開化政策的推行。（35）這些在朝鮮歷史上被稱為“開化派”的人士于1884年12月4日發動政變，雖然前后不過掌權三天，但其頒布的政綱14條還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的主要內容有：清算與清朝的從屬關系、廢除門閥和確立人民平等之權、處置貪官污吏、實行警察制度等。（36）從這些政策可以明顯看到近代西方原則的影子，特別是廢除門閥和確立人民平等之權、實行警察制度更標志朝鮮部分人士已經開始籌劃構建近代法律制度。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以此為契機更深介入朝鮮內政，樸泳孝、徐光范等人回國參與政權，繼續開化派的部分政治主張，實行乙未改革，重點對司法制度、地方制度和軍事制度進行改革，使朝鮮朝近代化政治、司法體制邁向了決定性一步，而其政治、司法體系的日本化色彩更加強烈。
1897年10月12日，朝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1899年頒布《大韓國國體》，特別強調皇帝的統治權，規定了皇帝掌握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部權力。通過這次改革，韓國最終走向了日本殖民地的道路，韓國成為了日本的保護國，其法律體系也轉向全盤日化，只有承認、支持日本在韓國殖民統治的朝鮮人才能得到法律保護，而其余朝鮮人則被置于法律保護之外。由此可見，韓國法律制度的脫中入西是在外力的威逼利誘下完成的，是以喪失主權為代價的，而不是韓國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因此，近代韓國法律體系與中國一樣帶有相當濃厚的殖民化色彩。
結語
西學在東方的中國和韓國傳播的歷史背景相同，兩國對西學接受的過程是痛苦而漫長，對西學的認識也經歷了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過程，由“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簡單照搬自然科學技術，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反應，直到對舊體制殘陽夕照的失望而轉向全盤接受制度框架外的西學。而作為政治體制重要構成的法律制度，同步經歷了被動接受西方法學思想，到最終對西方法律體系的認知。這種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有缺陷的近代西方法律體系的轉變，雖然有其殘酷和痛苦的一面，但同時也有其進步一面，這就是西學東漸、東西法律文化沖撞的最終結果。

（注釋）
（1） 林樂知：《中西關系略論》，申報館代印1882版，p13）
（2） 張之洞：《勸學篇•• 外篇》
（3） 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p264
（4）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商務印書館1938年，p42）
（5） 熊月之：《晚清西學東漸史概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5.1
（6） Chang His-tung, " 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 (1820-1852),"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5.1: 13 (July 1950): p. 14.
（7）（8）轉引自王維儉《林則徐翻譯西方國際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學學報1985。1
(9) E. Vattel, The Laws of Nations (New York 1796), p. 97.中譯文見魏源，《海國圖志》卷83。
(10) 《林則徐集·公牘》，中華書局，1963年，第126－127頁。
(11) 李抱宏：《中美外交關系》，p30
（12）丁韙良：《萬國公法》，譯者序，第3頁。
（13）（14）（1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頁。
（16）潘玉田 陳永剛：《中西文獻交流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p166
（17）（18）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p. 234，235
（19）《法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p639
（20）康有為：《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折》，《康有為政論集》，中華書局p302
（21）梁啟超：《大同譯書局敘例》，《時務報》42冊
（22）《譯書難易辨》，《大陸》，1903年
（23）熊月之：《晚清西學東漸史概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5.1
（24）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5）《大清光緒新法令》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p7
（26）《大清光緒新法令》第20冊，中華書局1986年，p1
（27）《大清新刑律》第10條
（28）張仁善：《清末禮法分離的社會動因和文化動因新探》，南京大學學報1995.4
（29）沈家本：《修正刑律草案》，轉引自《中華文化通志• 法學志》,上海人民出版社p196
（30）《大清新刑律》第40條
（31）《芝峰類說》卷2，轉引自鄒振環《明清西方耶穌會士的地理學漢文西書》
（32）《星胡塞說類選》（一）朝鮮古書刊行會1915年，p14－16，轉引自鄒振環《明清西方耶穌會士的地理學漢文西書》
（33）《答安百順問目》，《星湖先生文集》，驪江出版社1984年，p296
（34）《公法會通》，李庚植序，1896年朝鮮學部編輯局
（35）姜萬吉：《韓國近代史》，東方出版社1993年，p192
（36）姜萬吉：《韓國近代史》，東方出版社1993年，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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